2017/087/30
前情提要
這次是 APrIGF 亞太網路治理論壇的第八屆年會，也是歷年來首度台灣出席之各利益相關者「代表」超過二十人的首次。與會者身份分別來自於：政府、法人、私營企業、非營利機構和上市公司等，性別比例相當平均，年齡從二十多歲到六十多歲，專業領域尚屬多元。若欲進一步了解，公開的名單可以在會議網站上取得。
本文目的
由於本文目的並非介紹亞太網路治理論壇和本次進行的現場狀況，相關訊息可以透過 #APrIGF 在各種媒體窺見。我參與過不少的 IGF 系列會議（包含本次的亞太年會），讀者若對聯合國 IGF 會議感到陌生，也請自行檢索訊息。本文也非專談台灣「代表團」在本次的參與狀況，雖然部分內文會特別提到幾點建議。
（一）UN 系統開始較為積極的支持
網路治理議題在亞洲並非顯學，或是更精確地來說，網路治理的範疇多年來在東亞、東南亞、南亞等地，過去十多年來相較於主要的已開發國家而言，能在這議題上談上一兩句的利益相關者 (stakeholders) 仍屬非常少數，過去主要是來自單一國家的 (1) 政府通信和通訊監理機構 (2) 電信公司 (3) 法律事務所 (4) 政府所捐贈法人，如 TWNIC, JPRS, THNIC 等註冊局 (registry) 單位 (5) 特殊的學研單位代表等。當然幾大 “i” 單位，如 ICANN, Internet Society, IAB, IETF 等更是主要角色。這些單位普遍擁有長年的參與動機和資源，在相關的會議上多半能看到熟面孔重複「穿梭」，而這些熟面孔和政府的關係也普遍比較「良好」。
至於在國際合作組織、計畫，或是跨政府組織 (IGOs) 等，在亞洲多半對於網路治理甚至是網路的發展在 (a) 議題框定 (b) 資源繼授 (c) 參與形式等三部分處於非常被動的狀態。這在過去網路滲透率不甚發達的年代，或許不是什麼大的問題。通常想當然耳的是，北美和歐洲所面臨過的問題，亞洲各國隨後也會遇到。不過可喜可賀的是，在本區域人口已經突破四十五億，並且多半新的上網人口透過手機上網之際，各種因為網路服務普及化所帶來的挑戰，讓這些 IGOs 不得不開始正式亞洲所面臨的特殊「網路問題」。隨之而出的各種計畫，無論屬於「網路新創」還是國家「數位基礎建設」或是「人權議題」，在亞洲辦理的會議，也日益有各自的風味和迥異於歐美的主題。
此次曼谷會議 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在 APrIGF 工作坊的支持，就是一股風向的轉變 。當然 APrIGF 和 IGF 並沒有正式的隸屬關係，而大力支持 APrIGF 的 ICANN 也有自己龐大生態圈和會議文化，不過台灣的各種利益相關者對 ICANN 更是陌生無比，ICANN 每年三次的固定年會的參與成本也比較高，除非是直接利益相關者，否則 ICANN 會議之進入門檻會高出許多。
（二）參加亞太網路治理會議可以拿到什麼？
我多年來曾經被不等的人曾問及參加 IGF 系列會議到底有什麼「好處」。我想這好處是因人因資歷而異，也會因為「會不會開會」和「期待管理」有關。對於台灣的朋友而言，由於國內政體和政策形塑的「不好」體悟，所以一開始參加 UN 生態圈的會議通常會適應不良。我們姑且先限縮和「網路治理」議題有關的範疇，看看台灣的會議型態是什麼。例如說：
- 其決議具有實質決定效力的會議（這些通常也不會開放給在權力或權益結構外的利益相關者參與）
- 秀展型態的會議，如各種「隱含」政策工具使用的創業秀展
- 程序型態的會議，如立法院數不完的公聽會，法人被委託的會議
至於「妾身不明」具有「諮詢」性質的會議或平台，則不在本次的列舉項目。
由於聯合國生態圈的「決議」通常來自於會議，而聯合國大會 (General Assembly) 又是主要的決議「戰場」和「秀場」之一，「決議文」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廣為熟知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或是我所直接「受惠」過的 E/2010/L.23 和 E/2010/SR.43 都屬於此類。
但上述所列舉的三種型態會議，若只有第二（秀展）和第三種會議（程序），基本上可以說是無關緊要。第二和第三種會議並沒有「決定」和「決議」的效力，甚至連正式「建議」的地位都不可得之。
對台灣的讀者來說，上面聽起來是不是很陌生？別擔心，這是正常的。我們所熟悉的是每幾年層出不窮的科技關鍵字，最近飽受爭議的《前瞻》更是集大成之所在。「巨量資料」、「大數據」八字還不到一撇，收到政策「關鍵字」的各單位就開始必須著手「人工智慧」、「無人車」、「新零售」計畫補助和科研的作文比賽。所謂的「會議」，辦一場算一場，委辦的金額不高，但卻是台灣網路政策的「標準配備」。
也因為對會議的「胃口」被餵壞到如此，倒霉的 APrIGF 對台灣的讀者而言，各種現場的觀察和描述就顯得非常陌生了。對台灣的利益相關者而言，這也是一個不太容易「定位」的會議。雖然在今年有了比較開放的 「TWIGF 網路治理論壇」，但要調配外強中乾的體質，還需要各方投入更多的心力。
（三）培養國際公共和商業事務人才
我這邊所謂的事務並非單指公共事務，商業事務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國際人才的培養一直是台灣系統性缺乏突破策略的一環，原因不一而足。APrIGF 過去八屆年會所談論的主題，涉及的層面極為廣泛，顯非單一專業領域所能涵蓋，於是這個中性的平台成為各種相關事務人才的「搖藍」之一。
我在會中擔任了 APrIGF Fellow 學人計畫的 “Buddy”。這個角色的目的在於提供亞太各界資深人士一個「志願」支持新進此領域的學人們的機會，並且在會議的期間提供必較的協助。不過我要強調，這個「資深」和「經歷」更有關聯，而不是「年齡」。這次的 APrIGF Fellow 計劃擴大辦理，經費足以支持了來自十幾個國家和經濟體的學人的全程機酒費用。由於各自的背景和經歷差異頗大，從巴基斯坦到大洋洲島國對都有入選的學人。於是乎，這對於擔任 “Buddy” 的我們幾位也是一個很好的挑戰。
在台灣來說，除非是在業務項目早已擴及跨境的企業，否則我們在一般商業領域並不容易有這樣的機會和來自不同背景的人針對網路領域有著比較短期密集的意見交換。在大型跨國企業，由於分工和階級嚴明，各區域分公司和團隊所肩負的商業目標也不盡相同，除非是非常接觸市場端的「產品行銷」，或是被授權處理跨境議題的財務、法務、公共事務或總部等管理階層人士，否則也不太有機會有相對「開放」的歷練機會。更多看到的是無所財務擔憂，能在各領域各國間遊走「遂行」成就社會公益的和「造福」下一代情懷的退休企業人士，或是長期受政府支持而被授意成為「代表」的機構人員。
但這對於台灣的年輕世代來說並不是一個有利基的結構。我們暫且排除區域性質的公共事務不談，因為這可以容易公開談得更多。在跨國企業的區域分工內，台灣並不是唯一的落地選擇。東南亞諸國由於長期有各種跨政府、國合組織、跨國機構的挹注，勞動人口在區域內的流動條件，在許多層面比台灣的勞動人口來得更有優勢。再加上台灣的單位在區域的網路公共事務基本上是失聲或是聊備一格的，但成為跨國網路服務業的「利潤中心」卻是有口皆碑。在以上客觀條件的限制之下，要培養出一個好的國際事務團隊是難上加難。這在我們企業經營的場景，或是非營利組織挑選國際事務人才時，都面臨的不是能獨自突破的困難挑戰。
APrIGF 這次超過20人的台灣「代表團」是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或許我們可以另找機會公開交流。但我更有興趣的也只有台灣而已，只是讀者畢竟還是以台灣居多，所以就多寫一些基於台灣利益的思考觀點。最近蔡政府一輪猛攻國際數位事務，「數位國家」猶言不遠，「數位經濟」各種計畫項目更是全力開展。搞的在國際網路行內人士看來，話題多，爭議也多，更多是不便評論。這是長期忽略栽培國際網路事務人才的「果報」，但顯然並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善。
未完待續。